咨询师和来访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心理咨询关系为你呈现

可能所有治疗师都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坐在治疗室里时，面对一个活生生的咨客，却不知该如何应用这些技术，治疗结束后却又有了无数的灵感——“是呀！当时可以用自我暴露这种技术呀！”

这就像初学拳的后生，套路练得纯熟，临阵时却手忙脚乱。或者有时指点别人的治疗时侃侃而谈，口吐莲花，到了自己时脑海中又空空如野，就像《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眼高手低。

这些情况使我们不得不审视：究竟是什么在干扰我们应用这些技术建立治疗关系呢？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问题本身。

当我们把人与人的关系界定为一种技术手段的产物时，实际上是用工具理性代替了实践理性，在这样的过程中，人际交流的情感因素被忽视了。

治疗中阻碍我们发挥的正是我们自身，而不是其他。一种荒谬的情景产生了——我们越是追求治疗关系的建立，越是离它更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跳出治疗师—咨客这样预先假设的关系怪圈，观察一下治疗室里发生的一切，再作结论呢？

首先，要对治疗关系的定义有了大致的概念，才能进一步开始我们的考察。

究竟什么是治疗关系呢？许又新总结文献指出，心理治疗关系是一种新的、亲密的、建设性的人际关系。“新”意味着治疗师不批评、不包办代替、不偏倚，“亲密”是指接受、理解、尊重、投情等，“建设性”意味着，“促进病人的自我理解，增进病人的自尊和自信、独立自主精神、以及有利于潜力的发挥”。

许又新的说法是站在他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立场上讲的，很受理想主义者的欢迎。但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怎么会出现移情和反移情呢？亲密又怎么来解释治疗中的脱失呢？他的提法作为对理想治疗关系的要求和描述还可以，但并不等于现实治疗场景中的关系就是所描述的，就是一出现就符合某种要求标准的。

因此，我们要清楚治疗关系是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先来看一下目前对临床工作者影响较大的几种学派的看法。同样是这个许又新指出：对治疗关系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它只是媒介或手段，另一种认为它本身即是起治疗作用的因素。我们不难发现，行为主义和存在—人本主义代表了这两种理论的两个极端。

先来看一下行为主义。经典的行为主义者把人等同于操作物，他们的学说中几乎找不到对治疗关系描述的文字（如Wolpe在一个workshop中，把治疗开始的各种提问技术说得天花乱坠，但对治疗关系却只字不提）。

但这不等于在治疗中他们与咨客的关系是一片空白，从华生、斯金纳到Wolpe的理论让人感到，治疗关系中的咨客应当是一个被动服从的、对治疗师的各种操作机械执行的人。Watson的黑箱理论把人的心理视为一种不可知或不存在的东西，于是，后起的临床治疗师就倾向于认为治疗就是对人类外在行为的矫正、调试。这必然造成治疗师在治疗关系中处于指导者、命令者、控制者的地位，如Skinner就不讳言他治疗中的控制成分，并对此大唱赞歌，他认为控制是文明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如道德就是最常见的个人控制，教育、政府实质都是控制。

由行为主义发展起来的认知心理学派，不再认为环境和事件是人类行为的唯一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开始重视认知、期待、信念、人格系统的作用，但对治疗关系仍延承了经典行为主义者的风格。如RET的祖师Ellis认为：治疗者与当事者之间建立热忱的关系，对治疗来说并不是根本的治疗手段，相反，RET是一种非正规的和个人化的方法，它是建立在高度指导性基础上的方法，治疗者必须充分、客观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治疗者很少给咨客同情，他们之间可能在看法上是针锋相对的，治疗的根本目的在于推翻非理性观念，良好的治疗关系虽然重要，但应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Ellis没有直说，是不是治疗关系的本质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交锋，他更没有告诉我们，理性的治疗师面对非理性的咨客时，是否有把握取胜？

还有一类治疗师对这种把自己摆在支配、指导、控制地位的治疗关系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如果治疗师倾向支配他人，最后会导致咨客支配治疗师，他们的理论依据来自存在主义，特别是萨特等对我与他人关系的论述。这类治疗学派被称为“存在—人本主义”。

罗杰斯的咨客中心治疗是其中翘楚。罗杰斯认为，治疗方法的实施主要是依靠治疗者的人格，他谈到，“只要我能提供某种特定的关系，对方就会利用这种关系在自己身上发现成长和变化的能力，个人的发展就会随之出现。有意义的积极的人格改变只能发生在一种关系中，否则就不会出现”。

罗杰斯认为治疗关系应是一种协助关系，治疗师应当是非指导性的，在治疗中力图使咨客和自己变得更有能力去体验、欣赏，更能表露、更能发挥个人内在潜能，从而达到治疗目的：人格的成长、发展、成熟。要达到这个目的，治疗师应是和谐真诚、无条件的积极关怀，能准确地、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这三个条件固然可以做成一些技术化的表演，去让咨客感受，但罗杰斯本人反对这样做，他认为治疗师的态度、人格，在治疗中真诚的倾听，表露自己的感受要比技术有用的多。

格式塔疗法的创建者Pearls对治疗关系的描述与罗杰斯如出一辙，他认为治疗就是为咨客提供一种气氛，治疗师应敞开自己。其同道波尔斯特，提出了“治疗者以其自身为工具。”的口号。这实际上走上了与行为主义相反的另一极端，前者包含着对咨客人性的异化，后者变成了治疗师的自我异化，这大概是罗杰斯等始料未及的。

还有一类治疗师与行为主义者和存在人本主义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他们被称为精神分析家。虽然在哲学领域，精神分析已让位于存在主义，结构、解构主义。在文化批评领域，已被权力—话语学说替代。但在治疗领域，却是阴魂不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认知疗法，存在主义、家庭治疗等后期学派。

我们说精神分析和存在人本主义在对治疗关系的论述上相似，是因为精神分析者同样认为治疗关系是一种人与人的联系，但与存在人本主义者不同的是，精神分析家更重视治疗关系中非现实的一面。早在存在主义兴起之前，弗洛伊德就提出了移情的概念，后有学者总结了移情的含义，有五方面:（1）是一种人际相互关系；（2）很大程度上由与既往重要人物的关系决定；（3）是一种既往的重现，无记忆的再体验；（4）是不合时宜的；（5）包含了转移这种防御机制。弗洛伊德认为不能移情的人不适合作精神分析，移情在所有人的一生中都会发生。

人本主义，精神分析，认知—行为主义，在他们的发展历程中逐渐相互借鉴，彼此的界限变模糊了。整合、折衷变成了一代治疗师或明或暗的口号。如整合主义者贝特曼就认为构成个别心理治疗的各阶段的六要素有：移情、反移情、阻抗、目的、内容、技术。而行为主义者Kanfer & Schefft也开始强调治疗关系，建立治疗联盟是其治疗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治疗技术和治疗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从治疗的开始到结束，治疗联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不过，转换治疗师角色，而去与咨客达到深度的个人默契，不能促进治疗联盟。无条件积极关注并非治疗的充分条件。罗杰斯本人似乎也悔其少作，1951年时提出，治疗师的态度、人格虽比较重要，但没有适当方法和技术的治疗师也只能取得“部分的成功”。精神分析学者Palino Jr.提出了治疗关系的四个操作维度：移情神经症、治疗联盟、自恋联盟、现实关系。这与只强调移情-阻抗的传统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回到我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治疗关系？前面提到，一分为三的治疗关系模式是有其弊病的，因为它只对治疗关系作了一种共时性的分类调和，而没有一种历时性的观念。在治疗的初期，治疗师与咨客的关系既可能是主动—被动型的，也可能是其他的。随着治疗的开展，这种关系会逐步变化。比如说，一个依赖型咨客在治疗初期的治疗关系也许是以主动—被动为主，逐步过渡到引导型，和助人型。

综上所述，在治疗关系中，既有异化因素，又有人性因素。存在人本主义对治疗关系的描述是美好的，但不可能一蹴而就，行为主义者的做法也许会违背我们的良心和道德，但是却可能是受某些咨客欢迎的。

各个学派的融合趋势提示我们，把治疗关系看作一种静止的、固定的模式已不适应当下心理治疗的现实。

人性、人际关系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了适应这样复杂多变的现实，治疗关系在形式上也不应只有一种，人们内化了多元的心理期待，要求有多元的治疗关系。它既有历史的成分，也有现实的成分。而且随着治疗的深入不断变化。

当然，治疗关系的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治疗开始时，我们通过访谈、心理测验等方法，可对咨客期望什么样的治疗师形象有个大致的了解，从而构筑自己的形象，而随着治疗开展，咨客人格中隐藏的另一面出现，他的期望可能会转向另一极端，直到治疗末期，才与治疗师处于真正的人本主义关系范畴中。

治疗关系的变化历程同样是“正—反—中立”的。要使治疗得以维持，治疗师应能及时判断自己在治疗关系中的角色，选定适当的技术，只有较高的理论修养，丰富的临床经验，敏锐的观察、判断能力肯定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治疗师的人格要有较好的整合性、容纳性，这样才能避免在角色变化的过程中治疗师人格的自我异化，毕竟，治疗不是“变脸”表演。

当然，要达到这样的人格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督导和自我沉思、反省就显得尤其重要，存在—人本主义对治疗师的要求虽然接近完美，但如果我们不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话，也许一般性的支持性治疗关系都建立不了。

要让每一位治疗师与每一位咨客在治疗的任何阶段都保持良好的治疗关系无疑是天方夜谭，因此，如果一位治疗师能认识到自己和咨客的关系能达到什么境界，知进知退，我想，他就具备了一个优秀治疗师的基本条件。